卷首语

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传统文化不仅独特,而且渊源流长。作为地方民俗文化中最为出彩的非祠堂和牌坊莫属。祠堂,千年以来一直带有着明显的血缘地特征和族源祖根标志,一直维系着各宗族姓氏之间的血脉,用最为严格的陈列格式和祭祀礼仪活生生地将精忠报国、成仁取义、尊祖敬宗、至善至孝等道德规范来构建庞大的封建社会道德体系。而且为了旌表封建道德体系下的这份来之不易、甚至是自我摧残式的荣耀,牌坊的竖立便有了最好的依据,正如同巴黎的凯旋门一般耀眼夺目。不过,细细想来,在儒家礼教约束下的封建社会,处处都是坎,处处都是不得不依从的“规范”,而为了争夺那份刻在牌楼上“荣耀”,其间又发生多少令人悲叹的事迹?从平民百姓到士大夫阶层没有一个能逃得出被封建体系制约的牢笼,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天命”。这一切正中了统治者的下怀,令高高在上的皇帝高枕无忧,一直延续了几千年。

在中国历史上诸多的争斗往往是平民阶层和统治阶层的矛盾无法调和的结果。而其间的士大夫阶层仿佛安于现状,都是深谙儒家理学,不好争斗,能更好地接受封建礼教的洗礼。而且祠堂和牌坊修建得最多的也是这些“中间阶层”,而平民阶层修建祠堂和牌坊的少之又少,一来没有经济基础,而来政治地位低下,何德何能为高高在上的皇帝宠幸?所以修建祠堂和牌坊的重任落在的士大夫阶层。其实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讨好皇帝,乞求宠幸,明哲保身,继承家业,延续族群。也就是说这些士大夫们根木没有自己的自由,甚至连思想都受到皇帝的操控,就如同棋子一般,毫无“人格”可言,也就更不用谈创造荣耀了,这些荣耀都是被皇帝许可而给予的,他们往往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甚至要做出必要的牺牲,一座座祠堂的牌坊的建立往往其背后就是一部部令人断肠的血泪史。这些若和西方贵族的待遇相比,完全是天壤之别。首先,西方贵族与王权的关系是建立在封建法权的基础上的,所谓封建法,就是土地分封基础上的领主与封臣之法权关系。封臣与领主间形成封建契约关系,二者既有合作互利之前提又相互对抗,加上教会的势力,各种社会力量遂呈均势状态,形成了国王、教会、臣民相对独立的多元空间。而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皇权政府就像是一个“家天下”的办事机构,有中央集权却无封建法权,所有个人和组织都依附于皇权一元结构。可想而知,一个契约关系,一个绝对服从的关系。两者的境遇势必会有很大的出入。再加上他们之间的所表现出的品格和精神的差异即中国古代士大夫并没有独立的政治品格,其所扮演的角色无非是将国家(皇权)与社会整合为一的中介者;而西方贵族一方面要效忠于国家和君主,另一方面又承担了大量的政治批判职能,贵族们常利用御前会议的协商机会以及封建法赋予自己的权利,批评王室的政策,维护自身的分封利益。故而便出现了在中国士大夫中,很难想像有人敢对皇帝讲出这般的“谋反”言论,而在西方就成为了家常便饭。所以祠堂和牌坊也就更好地见证了他们所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盘剥和精神压榨。

纵观我国的祠堂和牌坊文化,在千年的孕育中,涵盖了古代封建时期政治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向我们述说了一段段凄婉动人的故事,在古色古香、颇具匠心的建筑中,一同回忆昔日“济济一堂”的热闹场景,并寻找一下我们自己的族源祖根。